�部的分化工作，刘表部下大多为亲曹派，蒯越、蔡瑁、韩嵩之类亲曹人士对刘琮决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对东吴也是同样，与主降势力积极联络，计划发兵南下的同时，派出汉使刘隐与孙权党兄、豫章太守孙贲接触，给孙贲官职“征虏将军”。孙贲的女儿早先嫁给曹操儿子曹章，此时孙贲还想把儿子送到曹操那里做人质，在孙家老臣朱治的及时劝说下才作罢（见《吴书·宗室传》和《吴书·朱治传》）。

  曹操还煽动丹杨（丹阳）郡的山越的大叛乱，可见《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十三年，“是岁，使贺齐讨黟、歙，”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建安）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这些史料单个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而综合起来就见其端倪。这表明，建安十三年，丹杨山越渠帅费栈叛应曹操，并煽动支党金奇、毛甘起事于歙县，陈仆、祖山起事于黟县。为此孙权派出陆逊、贺齐等讨伐。

  综上可知，曹操发兵南下，政治上准备充分，战略上策划周密、东西呼应，实力占绝对优势，还充分调动敌方主降力量。赤壁之战失败的结果不能否认曹操战略谋划的老道高明，曹操取得荆州后继续东下扬州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是积极正确的。曹操可能有些骄傲情绪，但决不会骄傲轻敌导致错误的决策。正如裴松之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周瑜的非常规冒险决策

  实际上，相比曹操，更“冒行兵家大患”的恐怕是周瑜。

  兵力上，周瑜向孙权要五万，但孙权不肯给，理由是“五万兵难卒合”。孙权还很感人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而这三万人也是个虚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周瑜、程普“各领万人”，可见总兵力仅两万余。这“各领万人”，不是指周瑜、程普各自的私兵部曲各万人，而是两人各已辖领的全部兵力。

  大将拥兵在外，孙权难免不放心。明知程普不服周瑜年少而位居其上，却要令程普与周瑜共领兵，玩的是平衡。两帅不和，很可能导致将领分成派系。可以推测，韩当、黄盖与程普都是孙坚旧将，他们很可能听从程普，为“老将派”，凌统和甘宁有家仇，可能也加入本派。而周瑜可能与吕蒙、吕范、周泰、甘宁为“少壮派”。因为吕范、周泰与周瑜同为孙策时期事吴的将领，吕蒙当时也是孙策武士，后被孙策提供携领兵。甘宁此时从荆州投奔东吴只有几个月，并且是“周瑜、吕蒙皆共荐达”。

  好在周瑜、程普都忠心耿耿，知道主上虽然耍点小心眼但还是拿自己当生死不逆之臣。加上周瑜折节容下，程普自相亲敬，也没出大乱子。

  而作为友军的刘备，也是兵力少的可怜。而刘备的兵力，诸葛亮对孙权说，“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有很大水份。

  刘备在长坂，“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而关羽领水军由汉水南下，在汉津与刘备会合。关羽南下过程中，曾在寻口被乐进、文聘追击（见《文聘传》），其剩余人众能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