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杨嗣昌出列道：“启禀万岁，臣以为河南总督余翔非但无过，还应有功！”

  那些反对余翔的朝臣一听，对杨嗣昌投去了愤恨的目光。

  崇祯说道：“有何功？讲！”

  杨嗣昌并不理会这些人的眼光，回答道：“河南总督当务之急是抗旱和御匪，只要是有利于此者，均应为功。

  战前任命官员，利于平复乱象，收拾残局，虽越权，但极利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一。

  利用特别法之名，借钱借粮，分朝廷之忧，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二。

  迁移和救济灾民，避免其因饥饿而成流匪，虽违背“路引”律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三。

  利用难民兴修水利，挖煤采铁，减轻灾情，自产军器，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四。

  诛杀恶官山匪，平息民愤，以振天威，虽有违“履奏”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五。

  臣以为对河南总督‘五大罪’的弹劾有失偏颇，而应以‘五大功’予以嘉奖。”

  正是正反都是理，全凭两张嘴。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朝的“路引制”和“覆奏制”。

  在大明，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就要被称为流民，是要依律治罪的。作为一方官员，谁都不愿意所辖人员外迁，这会影响他们税收和徭役，影响其政绩。是以天灾引发没有活路的难民外逃，而“路引”制又极度限制难民外逃，不合理的“路引”制将千千万万的良民逼为流民，最终走上了暴.动的道路。而朝廷以及那些既得利益阶层，死守“路引”不放手，并以此来弹劾余翔，此制不除，难民救济工作就无从做起。

  明朝覆奏制规定凡是判决囚犯，强调要“重民命”“毋致枉死”。每年朝审完成后，法司将死罪案上奏请旨，刑科三次覆奏后，取得圣旨，即行刑。余翔利用快刀斩乱麻处斩贪官和山匪，显然不符合死刑覆奏制，因此被人当做把柄攻击，当初袁崇焕也因为此罪，被人攻击，最终被凌迟。

  言归正传。

  杨嗣昌话音刚落，熊文灿出列道：“河南大旱，比之陕西大旱，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难民妥善安置，恐会成为流民，沦落为匪，其后果不堪设想，余总督利用战时特别法借粮救灾，解朝廷之忧，解百姓之急，得到百姓非常拥护，部分人的利益短期内可能有所损，但作为大明子民，为国分忧，是份内之事，况且，余总督并没有借机中饱私囊，而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全心全意救济灾民，抗旱剿匪，实乃我等楷模。”

  熊文灿说完，张志发、薛遵宪和卢象升分别出列，陈述自己力挺余翔的观点，想扳倒余翔的那些人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谁都不敢再站出来。

  崇祯面沉如水，问道：“刘逢元，昨日你在朝堂之上，说愿做比干？”

  刘逢元毫不畏惧，凛然出列，跪地磕头道：“臣还是固执己见，以为余翔有罪，如果万岁觉得老臣不对，请剖我胸腹，取我心观之！”

  崇祯冷哼一声：“刘逢元，你好大的胆，如此说来，我就是个残暴的昏君。你们还有谁愿做比干？都站出来，我一并成全你们。”说完，凌厉的眼光看向那帮倒余翔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一个个蔫头耷脑，没有一个敢出声的。

  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