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考虑，不知道自己已在无意中给了美国一项重大权益，更想不到有索取报酬之必要。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最惠国条款，由于对其适用范围没有加以界定，美国在华官员和其他人利用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无知，对之任意加以解释，从而给了美国政府和在华美国人以极大行动便利。最惠国待遇从一开始就被滥用了，这种滥用涉及到当时中外关系的各个方面。

  不过，从《望厦条约》到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签订前的十多年中，由于西方列强在华势力扩张不深，清政府让予其它西方列强的权益有限，因而美国依据最惠国待遇所能获取的权益也有限。这一情况引起了美国和其它西方列强的不满。英法再次以武力压迫清政府作出让步。清政府在英法联军的炮火面前被迫同意它们的要求。1858年，美国同中国修订了通商条约。

  《天津条约》保留了美国以前通过《望厦条约》取得的权益，并把许多美国以其它方式取得的权益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此外，条约还给了美国许多新的特权。

  《天津条约》关于美国在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比以前更详尽、全面，除了一些具体事项上规定美国享有“均沾”权外，条约第三十款还规定：

  “嗣后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情事，为该国并其商民从来未沾、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当立准大合众国官商民一体均沾”。

  这一规定，扩大了美国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的范畴，对中国而言，它的片面性和不平等性没有丝毫改变。

  上述两个条约都是在中国对国际社会闭目塞听、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签订的。到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外交往日趋频繁，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从事洋务的一些人对近代国际关系原则有了初步了解，在同西方交往中注意运用这些原则维护本国利益，加之美国政府希望以“友善”的面目在中国出现。到1868年中美修约期届时，由卸任的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中国，中美签订了一个补充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美国订立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为华工赴美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是适应美国对华推行的合作政策的需要，显示美国对华“友谊”。

  根据这个条约，中美双方相互给予对方公民在居住、旅行、学习上的最惠国待遇；相互允许对方国民人来往；相互尊重对方国侨民的宗教信仰，给予对方国侨民设立学堂的权利。”

  从字面上看，条约中充斥了不少“平等”、“互惠”字句，这是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以来的中外条约中所没有的，似乎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但我们只要研究一个当时中美关系的性质和条约的具体实施，就不难看出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了。

  首先，美国在条约中只规定了中国在美侨民居住、旅行、受教育等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其适用范围十分狭窄。而美国在华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比中国能享受的要宽广得多。因之，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而言仍是片面的。

  其次，从双方根据最惠国待遇所能享有的实际权益及其后果来看，美国不仅享受的权益范围广泛，而且由于中外关系不平等，美国根据条约权利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其公民在华享有一系列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他们的活动破坏了中国主权。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外国公民在美国的一切活动均要受其法律管辖，不构成对其主权的威胁。

  最后，从条约的实行看，美国订立这一条约是为了招募廉价华工到美以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随着横贯美国中西部铁路的建成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到七十年代，美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