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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似乎有些异想天开了。

  “雷君，您恐怕是对菊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有些误解了……”听到雷涛的疑虑，熊泽奈子笑了笑说道。

  熊泽奈子对雷涛介绍了一下目前菊国社会的一些现实情况。这对于雷涛来说的确是之前都没有深入了解过的。

  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菊国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

  战后的菊国人因战争体验、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出生地域、工作情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菊国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其中，既包括菊国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战争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彼此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

  战后初期的菊国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检讨。但探究其内容，除个别反战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菊国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外，实际上大多数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

  由于摩国占领军司令马克森与朝鹤天皇达成妥协，天皇不仅以《人间宣言》的一纸诏书逃脱了京都战犯审判，而且还时不时对于当初那些被判处绞刑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死表示惋惜。战后菊国的第一任首相东迩太一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

  这种“忏悔”并不是向侵略战争中的那些受害者“忏悔”，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的失败反省。而大多数菊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摩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菊国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而忽视了自己也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发生。

  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菊国社会，如何认定战争责任的主体一直都是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在菊国国内主流民意中如今也开始了对当初的这种整体责任出现了一种反思和反省的思潮。熊泽奈子就是这种思想的支持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