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据时事通讯社***年的调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天皇“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战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菊国社会认识战争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菊国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菊国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对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

  冷战结束后，要求菊国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这种井喷式的运动被菊国保守派和媒体恶意地转化为华、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菊国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

  菊国政府在苏联解体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摩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故在战争责任的表态上似乎有了积极变化，以求得亚洲邻国的谅解，但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昙花一现式的民间赔偿外，基本上拒绝了亚洲各国的赔偿、补偿要求。

  如今菊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用别的方式缓和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

  “这应该是一个机会！”熊泽奈子对雷涛说道，“战后60多年来，菊国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很难用翻案或反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解释，菊国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都很难称得上是战后菊国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而雷君您所投拍的这部电影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种主体和群体的战争责任问题。我想在当今的菊国社会肯定是能够引起重大反响的……”

  “这种反响如果在菊国国内出现，甚至在京都电影节上得到奖项，那无疑对于审片委员会提出来的所谓对两国关系有影响的意见就是一个最有力的驳斥！”陆宋元听到此时也有些兴奋地一把搂住了熊泽奈子，“奈子！你真聪明啊！”

  他这种亲昵的举动让熊泽奈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忸怩着挣了挣没有挣脱，头低垂着小声嘟囔了一句：“宋元君，别这样……”

  陆宋元这才意识到雷涛还在一旁，松开了手之后朝雷涛讪讪地笑了笑。

  雷涛刚刚听熊泽奈子阐述菊国社会战后对“遗失的战争责任”的阐述，条理分明、论述有据，这让他对熊泽奈子心中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认识。而这时他也想起了另一件事。

  “奈子小姐，我听说您父亲贺太郎先生是丰南会的荣誉会长？”雷涛看似不经意地提起了熊泽奈子的父亲。

  熊泽贺太郎出生在摩国，今年五十七岁。在摩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一直都从事经济学研究。在摩国也算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当年陆宋元去摩国留学的时候就曾做过他的学生。陆宋元和熊泽奈子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自从上次在澳城和南港两次遇见熊泽贺太郎之后，雷涛对这个突兀地出现在他的记忆深处梦境中的人物做了一些调查，发现熊泽贺太郎从摩国回到菊国之后除了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之外，就只有在丰南会担任荣誉会长这么一个虚衔。而他年轻时期在摩国除了在经济领域发表过一些文章之外，这个人非常之低调。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菊国学者，他当初在澳城和南港遇到熊泽贺太郎的时候，所看到的随身带着一众保镖的场景就很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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