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安说，“你妈和你姐天天在医院侍候，昨天刚出院，你妈回家歇息歇息。”

  “俺姥得了什么病？”

  “老毛病。”

  知道家里没什么别的事，昌庆心情轻松下来，和父亲说，“我还想了呢，等我这阵子忙完了，把你和俺妈接来住些日子，让俺妈给我做饭吃呢。”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见昌庆起了话头，恒安忍不住问道，“你不是在休病假吧？还忙什么？刚才听门卫老头说，你是在泡病号，到底是怎么回事？”

  昌庆觉察到，父亲已看出他的心思，便不想瞒下去，沉吟了一会儿，开口说，“爸，我不想干啦。”

  “什么？”恒安着实吃了一惊。虽说他已看出，昌庆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却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急着问道，“记者的工作，不挺好吗？现在有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你又是在北京大报社里工作，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不知道，爸，”昌庆想了想，说，“记者这活儿，不好干呀。你天天写些应景的文章吧，读者不买帐，骂你；你要写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文章吧，当事人又不满意，和你纠缠；你要写些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文章吧，上边的不满意，主管部门又压你，又是检讨，又是求情；你要是写些歌舞升平的文章吧，良心又放不过你。现在，在中国大陆当官方记者，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左右不讨好，动辄获咎……”

  “那你想怎么样？”

  “辞职，”昌庆说，“自己干！”

  “辞职？”恒安倒吸了口冷气，怎么也想不到，在他眼里，一向乖顺听话的小儿子，眼下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辞职以后，怎么办？”恒安紧跟着问。

  “自己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昌庆说。

  “经营什么？”

  “先办一份杂志。”

  “办杂志？”恒安觉着不靠谱，提醒昌庆，“国家出版署，现在允许私人办报刊吗？我听说，现在国内的小报，多是挂靠地方党报办的，而且办报的人，多是早先各大报社的退休领导，没有相当的背景，是办不下去的。”

  “我不在这里申请，”昌庆说，“我和香港康平文化出版社已经谈妥了，以康平文化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名义，办一份《社会观察》杂志，他们手里有出版物的国际编号，我不用申请大陆的杂志编号。我每年只交给康平出版社五万元管理费就行了，其余的有效证件，都由它们提供。”

  “靠出版杂志，能赚到钱吗，”恒安担心地问，“你出的杂志，能卖出去吗？”

  昌庆听父亲这样问，知道父亲是局外人，并不清楚行中规矩，笑了笑，说，“爸，这本杂志，只是我的门面罢了，我根本不用它赚钱，甚至赔钱都行，我只要把握住，不发表那些揭示社会深层次矛盾，免得引起上层反感，能让它正常运转就行了。我要赚的，是管理记者站的钱。”

  “怎么管理？”

  “我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内地事件频发地区，建立记者站，这记者站，由行中高人自行管理，我只收取它们每年五万元的管理费；另外，向他们招聘的记者收取培训费。以每个记者站至少招聘一百人的记者编职算，我每人只要收取三千五百元的记者培训费，向他们颁发记者证，那样话，一百个记者站，一年下来，就能收入三百多万元。”

  “可你养了那多人，靠一本杂志，能够给他们开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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