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进士，“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藤县。”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以上资料见阎崇年、俞三东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

  [2]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3]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4]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r.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

  [6]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7]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8]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9]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10]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11]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