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之中。元朝亡后，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书名《元朝秘史》，译者不明，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修撰马懿亦黑。怪文本（汉字蒙语）与可读本（汉文译本）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永乐大典》中，由此而流传下来。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起初治元史的大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什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生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先生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订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订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为人毒死、成吉思汗曾为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为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术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惕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为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先生在《元史学》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南宋皇帝官员、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本书的插图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楪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

  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〇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〇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〇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段智兴，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