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王明、康生从苏联回来时，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义为名搞大清洗的最后阶段。深受斯大林肃托影响的王明、康生，一回国就按照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精神，炮制了肃托论，组织领导肃托工作。

  此时陈独秀已经出狱，思想发生了变化，两次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叶剑英、博古，提出愿与**合作抗日。

  王明听说要与陈独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特务等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王明这个说法原则上是照抄苏联对托派的政策，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则事出有因。主要是因为托派成立后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反对**的主张，观点极左，很容易为国共双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员陈仲山给鲁迅去了封信，还邮寄了宣传品。此时鲁迅已经重病，无法回信，就由鲁迅口授、冯雪峰代笔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学期刊》和《现实文学》同时发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指斥托派的话：“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骂过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时期，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奸细。

  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说陈独秀是汉奸就是从这里来的。

  康生这人最大的特长就是紧跟领导。他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来，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康生不听他的听谁的？于是，康生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在国内公开诬陷中国**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的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是汉奸。

  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非常恶劣。原因是陈独秀此时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虽然他在**党史上犯过错误，但并不等于他的人品有问题。康生的文章在《解放》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