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不是个性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

  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敬亭自从和刘一民谈话后，确实组织部队东进皖东。但是在日军第二次重兵集团南下时，因皖东属于平原，不容易坚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庐江地区，以避敌锋芒。

  日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

  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

  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

  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

  戴季英马上向叶挺报告，说是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们两个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秘书，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当年除了充当肃反急先锋外，他也是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决的指挥员，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新四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