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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大考三年小考的官员，年初抵达京城的数目大概有一百二十多人，这些人官职从高到低都有，这还只是正德元年第一批。

  朝中正在进行官员更迭，地方上的官员清洗也在有条不紊进行，刘瑾的势力逐渐从京城扩散到地方，刘瑾没有直系属下到地方任职，原则上收揽那些愿意投诚之人，谁给足了银子，他就当谁是“自己人”。

  但不是每个官员都有银子行贿。

  一个小小的知县，年俸不过四十两，到京城过大考却要支付四百两银子，这数目有些过于庞大了。

  但是，当官的多少有俸禄之外的油水，这些都是官场中众所皆知的潜规则，如果加上这些油水还不够，就只能别想办法。

  一些官员入京后没有银子行贿，只能求助京城亲友，又或者是找人回任所“拆借”，甚至变卖祖业……

  京城中滋生一种“京债”，由京城周边富商提供借贷，把银子借给在京的地方官员，这些官员借来银子后再向刘瑾行贿。

  刘瑾贪赃枉法，几乎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很多官员因为没钱疏通，以至于无法通过吏部考核，得不到升迁不说，有的还要被罚俸，甚至被降职和免职。

  刘瑾造成的影响愈发扩大，谢迁知道后暗自着急，却无计可施，因为刘瑾行事小心，无人能够拿出刘瑾贪赃枉法的证据。

  给刘瑾的贿赂，都是官员通过一些特殊渠道，辗转送到刘瑾手上，而不是他亲手索要，而刘瑾对于吏部考核的干扰，也是暗中进行，就算吏部尚书许进对刘瑾阳奉阴违，但还是无济于事，就因为刘瑾掌握朱批大权。

  你吏部做出怎样的考核，到了刘瑾这里都可以任意做出更改，那吏部的考核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如果换作别的皇帝，官员早就上疏弹劾，依靠舆论迫使刘瑾下台甚至被问罪。

  但可惜，朱厚照对朝事不管不问，朝官很难见到皇帝的面不说，哪怕偶尔见到也没人敢告状，因为就算朱厚照听到后采纳，转头喝斥刘瑾两句便又不管不问，事后刘瑾不会放过那些弹劾他的大臣，动辄下诏狱问罪，而朝中真正有豁免权的只有谢迁而已。

  旁人都指望谢迁告状，甚至撺掇谢迁到张太后面前申诉，但可惜谢迁知道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要皇帝疏远刘瑾才行，否则一切都是做无用功，因此对于朝臣的提议置若罔闻。谢迁做事讲究的第一原则是自保，剩下的才是伸张正义，如果自保和伸张正义有冲突，他宁可当墙头草。

  谢迁这种态度，让文官们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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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德元年，朝中政治风向大变。

  之前谢迁等文官，还能跟刘瑾形成对峙之势，不至于让刘瑾胡作非为，但在刘瑾和钱宁建立豹房，让朱厚照彻底沉迷逸乐后，刘瑾权势日益扩大，再加上刘宇等奸佞到京城后对刘瑾言听计从，以至于刘瑾慢慢大权独揽。

  而在西北，一场**却慢慢归于平静。

  在沈溪牵头下，王守仁查三边钱粮弊政已水落石出。

  二月初四前，三百多名三边文武官员主动到王守仁所在官驿“认罪”，退回赃款，数量在六十万两左右。

  但这只是三边贪墨钱粮十分之一左右，贪官贪十两能拿出二三两就算不错，而大头还在朱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