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执时间太长，反而成了陛下一番作为的最大掣肘。这还算是好的，若是唐朝那种制度，便容易产生李林甫那样的奸臣了。”

  “太保，可我朝王旦王相公担任宰执时间同样很长……”赵佣大着胆子反驳道。

  “所以我对王相公一直很推崇，但实际是王相公性子温和，是谦谦君子，因此时间虽长，并没有形成大宋的危害。实际他同样因为时间久了，反而不敢奋进，因此真宗封禅，他不敢进言，故临终前。愧疚万分。”

  “那什么时间最为合适？”

  “象王旦相公那样的谦谦君子，时间最好不能超过十年，象我与韩公这样激进的大臣，时间不能超过六年。但不能低于三年。但还有一条，三年之内，必须拿出一条利国利民的大举措，无论是房杜李沆那样悄无声息的举措，或者介甫公与我这样奋进的举措。最少得拿出一条来。当然，想做到房杜李沆那样悄无声息地就将国家变革好了，那是很难的，而且立国越久越难，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加深，没有举措便罢，一有，必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所以立国越久，推出大的举措。就会产生更多的争议。”

  “但作为宰执，不能以国家利益收惠络人心之，即便有争议，只要不激化严重的矛盾，就必须要实施下去。如则不然，这名首执必须更替掉。如有，那就可以象臣所说的，给予六到十年的首执。如是大才，则不能给予六年时间，而是最好三四年就要外放。”

  “咦。”赵佣奇怪了，窗外的赵顼也奇怪了。

  “比如仁宗对吕夷简，三到四年首执，即找一个理由外放之。再过两三年，重新启用，殿下，明白臣的用意吗？看似外放，实际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否则时间任久。要么以国家利益而收买人心，比如仁宗晚期用了韩公与富公等人，外界声誉是极好的，可是国家产生严重亏空了。要么就会将权利收拢，产生权臣，当然，其他士大夫肯定不乐意了。所以外放三四年外放一次，反而是一种保护。这样，没有那一个大臣手中能握有太多的权利，就不会有权臣产生了，即便奸枭之辈，伪装得再好，他也不可能危害国家。这就是仁宗的以弱御强之术。”

  不要提李世民，如是李世民，需要什么制衡术？

  但实际就是李世民，还需要一些平衡术的。

  作为帝制，这个御臣之术，是关健中的关健。

  “但如何辨才？”赵佣问，虽然王巨说得有些深，不过他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来，赵佣也不是完全听不懂。

  所谓的辨才就是识人，这一条同样很关健！

  “辨才？这是很难的，不过殿下既然问到了，臣也来说一说。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心性，或者大家所说的操守，但操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心性不但有操守，还有性格。但它也是最难以甄别的，有的大臣先是很不好，但越往后越好，比如蒋之奇，在先帝时揭欧阳修之隐私，不管有没有，这样做绝不是一个君子的做为，现在呢，却成了我朝理财的一方重臣。然而有的大臣先期很不错，但越老越堕落。”

  “不过有几类人最好不得重用，喜欢花言巧语者，这类大臣要么就是蜜语腹剑之辈，要么就是媚臣，如王钦若，非是没有才，但如果不是王旦公在朝中，真宗勉强把持住了，不然在王钦若蛊惑下，我朝就真宗时就开始衰退了。还有安于享受者，这类大臣如果家底丰厚还好一点，如果不丰厚，十人九人必是贪官。不敢担当者，不敢担当，临事就不决，如何成为国家之重臣？过于刚硬者，过刚便容易刚腹自用。”

  “阴阳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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