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财政的注资。

  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华夏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华夏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华夏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华夏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华夏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华夏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

  一位研究者曾经将华夏的银行改革概括为“华夏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华夏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

  这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

  这种情况，华夏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华夏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华夏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没有人比赵浮生更加清楚，这种所谓的改革红利，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零七年开始，华夏的股市一熊熊了八年。

  在这八年期间，房价越来越高，人民的收入逐渐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最直观的例子，就是钱越来越难赚。

  同时，上升渠道被锁死，诸如八九十年代乃至世纪初的那种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典范越来越少。

  人们无奈的发现，想要活的更好，除了给人打工，似乎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

  创业成为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养老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家曾经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计划，到最后选择放弃，开放二胎。甚至开始鼓动农民缴纳养老保险……

  赵浮生很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摆在眼前。

  “你想什么呢？”

  这时候，谭凯旋的声音响起，他不解的看着赵浮生：“你这个人，让我考虑，你自己却在那里发呆。”

  赵浮生这才注意到，原来自己刚刚居然走神了。

  叹了一口气，赵浮生对谭凯旋说道：“最近几年，除了房地产之外，尽量不要投资国内的实体经济，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