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p>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p>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p>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p>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p>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p>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依旧蓬勃展的原因所在。</p>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辩论。</p>

  开皇三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道教是道士张宾。</p>

  大业三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道教是道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p>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p>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