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持久，战术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就这个事情，李剑生读历史研究生时就作过推演，得出的结论也是这般，因此眼下一读，很是赞同这个观点。

  至于《决议》指出的政治问题，即“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一事，李剑生心底也有认同。要知道，蒋某人前四次围剿红军，每每失败，那可是既有外因也有内因的！而第四次反围剿先前失利、后来成功，就因为有福建事变的因素在影响蒋某人。如果第五次围剿发动时，这个事变处理得好，李剑生相信，绝对有助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

  至于《决议》指出的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出现的情况，李剑生更是深有感触！《决议》说，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说实在的，李剑生对这个问题最有印象，因为他是深知这个问题的。在通道时候，他大骂中央领导，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决议》的另一点，也是最为李剑生所关注的，即肯定了以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不用说，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水到渠成的。感叹一回这历史还是在按历史的正常轨道前进，一边看《决议》后的附件。

  头一个是毛伟人临行前跟他说过的，即中央已经确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第二个是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李剑生熟悉历史，一下子就发现，眼下这个附件表述的史实与历史稍有些不同的。正史，毛伟人军事指挥权的最终确立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时段，他没有参与军事指挥，仅是进入了常委，增强了话语权，其时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第二时段，即遵义会议后不久，决定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第三时段，即再过不久，才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事实，一直到这个时候，毛伟人的军事指挥权才最终确立！

  看到这里，李剑生再是感叹一声，觉得这般一来，倒是对党和红军有莫大的帮助。正史，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甚高，李剑生清楚地记得这么些话语：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来。……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从幼年的党走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