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着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　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　年国会里只有　1439　起　earmark，到　2005　年，已经窜到了　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　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　现象近　10　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说，earmark　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　earmark　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由于各方压力，2006　年国会中的　earmark　大幅下降。2007　年　1　月　5　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　earmark　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　earmark　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　earmark　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　7百万纽约人因为　3万交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