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　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　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　19　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　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　20　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　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　20到最富的　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　ceo　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　年的　3。7跳跃到了　2002　年的　7。4。1990　年到　2002　年，美国底部　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　1　美元，顶部　0。01的人口大约　1　万　4　千户家庭就增长　1　万　8　千美元。

  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　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　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　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

  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　2001　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　0。1人口。2001　到　2006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　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　0。3，中间　20的人口同比为　2。5，但是最富的　1人口同比为　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　年　6　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　15增加到　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