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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杀俘杀降，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能够理解洪承畴的苦心，所以并不在意。

  所以在召见朝中重臣，议论封赏的时候，心情大好的崇祯皇帝提议重赏，而且是对朝廷文官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赏。

  那就是封爵，封山西剿贼督师李邦华为侯，封洪承畴、孙传庭为伯。

  历史上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廷的文臣不愿或者不敢出京统兵作战，除了当时官军战斗力低下，常常是有去无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更别说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开，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也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