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因为他从满朝文武之中找不到几个能够与属国番邦打交道的人才。

  这种情况的根源，当然与明朝的科举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些只读四书五经的书生们，即使经过了层层选拔考中了进士，对于这个时代大明朝内外面临的形势，也仍然是一无所知。

  这样的人，你让他处理内部的事务都不放心，就更别说放手让他们去处理外部的事务了。

  所以，不管是接见那些葡萄牙满喇加总督府的使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总督府的使者，又或者是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还是像如今这样，接见对马藩的使者，所有这些与大明朝外部世家打交道的事务，他都只能勉为其难亲力亲为了。

  而且这样的局面，一时半会儿也是改变不了，不是他不想改变，而是任何人都做不到快速的改变。

  如今崇祯三年天下各省的乡试，都已经结束了，各地新科举人的名单也已经陆陆续续地送到了京师的礼部。

  就在这次各省的乡试于八月中旬开始之前，崇祯皇帝也曾想着，下旨给南北两京的礼部，对乡试的内容多多少少采取一些变更。

  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最后一切还是遵循旧制进行。

  如果他非要以圣旨的形式来改变这个东西，倒也并非一定就做不到。

  但是在改革和重组南北五军都督府的关键阶段，在大明朝北方的干旱已然未曾缓解的情况下，他还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

  想来想去，便硬生生地压下了心头的冲动。

  由科举联想到了孔学，由孔学联想到了孔家的衍圣公府，同时也联想到了原本崇祯三年获封太子太傅的孔胤植。

  就在崇祯皇帝天马行空浮想联翩的时候，毛维张带着那个费扬果来到京师陛见，于是崇祯皇帝便将这个无法安置的费扬果顺手扔给了衍圣公府，看看这个衍圣公府能不能真的变夷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