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在朝廷行政事务上，宋仁宗尊重这些机构的自主权，从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本意并非出于揽权之意，而是由于仁宗皇帝“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但仁宗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兴趣广泛，还想当下首席大法官过把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所以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谏官王贽忿忿不平，拍案而起站：“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认为司法是需要专业知识，需要长期学习，不是心血来潮，随性而为的，“情有轻重，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会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有伤政体”。因此他大胆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逞强，“许之”。

  宋仁宗甚至家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皇帝的家事即是国事，皇宫妃嫔虽不少，但赵祯最宠的是张贵妃，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制度制约下，每次提议都被驳。张贵妃不仅没有晋封成皇后，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一虚职的事也成为泡沫。这天，宋仁宗上朝，张贵妃提醒他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情，赵祯一口应承下来，结果在殿上，包拯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连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若无其事，收回了成命。包拯胆大包天，仗义执言，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但宋仁宗置若惘然，全部都一一采纳，从未怪罪。包拯大人病逝之后，仁宗亲临吊唁，还专门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宋仁宗心胸也特别宽广，海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