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司组织起来的，收成的六成在农业公司内部分配。由于生产率高，人员相对较少，土地广阔，即使是基层的农业工人也都收入不菲。

  这些农场管理者基本上都是退役的禁卫军军官，以及慈宁出身的农科专业技术人才，工人也都是退役的禁卫军。这种很有家庭特色的组织，确保了皇室产业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

  在这一年，尽管一些边疆地区经历了战火，很多劳动力也投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但中华帝国的十八亿亩耕地依然生产出了两亿三千四百万吨粮食，平均单产每亩一百三十五公斤（扣除休耕土地），单产超过了满清末年的每亩一百一十五公斤，而总产量也超过了1949年之前中国的粮食最高产量— 一点五亿吨。

  相对于四点五亿的人口来说，这已经足以确保普遍温饱的前提下，有余力支持前线的大规模消耗，并补充各地的战略粮食储备，甚至还向中亚和欧洲出口了一部分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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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上，挂着米字旗的散货船正载运着美国生产的大批物资前往新西兰。他们将在哪里转身北上，把中华帝国订购的物资运输到广州，补充到中华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之中。这些货物，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中华-美利坚二期债券的要求，用债券募集的美元购买美国商品。

  美国的重轨，钢锭，牛肉罐头，春田式狙击步枪，大批军用和矿用炸药，润滑油，特种服装，牛皮护膝，农用机械，优良种子，种鸡，种猪，奶牛，肉牛，乃至通用机床，精密量具，乃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中国移民开设的牧场中养育的上好荷斯坦奶牛，法兰德斯红牛，德国黑白奶牛，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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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帝国，借助一系列的政改措施，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被极大弱化，受到了上下两方面的有力牵制。

  地方参政院掌握了财政预算批准权和财政支出的直接监控权，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全部从银行走专户，一举一动都在地方参政院的眼皮底下，这让大清洗之后的地方政府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操控资源，以权谋利。

  各个国民组织和地方舆论媒体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一只眼睛也在盯着地方参政院，而中央垂直控制的强力部门则无孔不入地监控着基层机关的动向，搜寻违规违纪的线索。

  独立的司法部门现在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大部分由留英和留美学生组成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团已经发出了宣言，“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

  尽管由于战争时期的管制体制，大本营对社会资源的统筹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但司法部门依然在中枢的支持下顽强地对抗着打着各种旗号侵蚀司法独立的行为。在对涉嫌谋叛人员的审理中，司法部门对证据不足，或起诉存在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甚至在检察部门的强力施压下，对一些复审依然存在问题的案件坚持了独立判决。很多案件最终闹到御前，在郑宇授意之下，行政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努力宣告失败。尽管最终还是依靠最高权力者的干预而得到保护，但司法独立终究还是得到了维护。

  清洗之后临时更换的一大批青年干部，至少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相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对中枢政策的执行也比较得力。在大本营统一管制的战时体制下，这些热情高涨，雷厉风行，对官场传统潜规则有些天然厌恶的青年官员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价值，也对因循已久的官场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暂时得到了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