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不应看做是对他功劳的否认，而是对他所犯错误的惩罚。”

  叶文德沉吟半晌点头道：“说得在理，以前我们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谁为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说因为我们此前的国家现状，移民多，国家基础浅，所以在治理地方时都会特别注意这个社会稳定的问题，都会加上一个民生幸福的前提，但经过这十几二十年的发展，也许很多官员认为国家的根基稳当了，从根基上垮掉的可能性不高了，加上此前我们提拔重视的官员多是在经济建设上有成就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一些官员想升官，搞建设，想提拔，唯发展经济的观念，特别是像贝元鹏他们这种后来提拔任命的官员可能受前辈影响更重视这个观念。”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我们以前提拔的那些官员在大力经展经济时，他们所治理的地方可很少出现社会治安不稳定，群众生活没变化的情况，我们以前的官员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们参与了缔造这个国家，他们很了解这个国家当时的情况，所以这些官员在主政地方时在发展经济时都会保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稳定，民生幸福。而现在很多官员则不同，他们已经逐渐在这个天平上有所倾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甚至发展到唯经济发展数据论英雄的地步，为了这个数据的快速上升，有些官员甚至可能会绕过效率偏低的议会而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来治理地方，就像贝元鹏一样。而用行政手段取代正式法律法规正是大忌。”

  叶枫有些忧虑的道，对于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法规治理地方的害处，叶枫远比叶文德了解更多，所以从建国开始，叶枫就像叶文德等人灌输这个思想，不应为了简单的权利集中就忽略议会的作用。

  的确，有时候，更为集中的权利其效率更高，可能会更快更准确的应对局势的变化，但这有利也有害，且害处更多一些，这种权利若放在真正英明无比的人手上，自然会创造出非凡的成就，但放在一个能力平平甚至昏庸的人手里，只怕作用就会反过来了，会成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人不是万能的，就算再英明的人他也不可能全无缺点的，再说世界上到底是英明无比的人多还是普通人多，这其实根本不用比较，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而且就算某一个主政国家或地方的人的确英明无比，从不犯错误，但谁又能保证他的继任者永远都会是跟他一样英明无比呢。

  行政权利的过分集中，甚至用行政手段完全替代法律法规很容易造成朝令夕改的局面，因为行政法规毕竟体现在人为意志决定，不是一种不容易更改的法律法规，相对就很容易被推翻，最后只会造成一种这个人当政时是一种施政路线，换一个人可能就会面目全非，那些下面办事的人，那些群众，那些下层官员更会无所适从，最后发展到欺上瞒下，不论好处、只唯上意等种种不好的情况发生。

  虽然法律法规、议会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想法，议会不单效率偏低，且其通过的法律法规同样有被修改的可能，但这么做却能尽可能统一大多数人的想法，可以将犯错的可能性尽量降低，可以使法度体制尽可能的维持平稳长久，不会轻易的因为行政长官的变更而变得面目全非。

  议会的存在也的确可能降低效率，但最高的宪法规定中也不是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比如战时，发生重大国内国际危机时，总统和地方行政长官都有权得到紧急的特别授权，那个时候他们是可以绕过效率偏低的议会的，但这种权利不是长期的，危机一过这个授权就会解除。这种授权也多半不会集中在经济建设等方面，所以像贝元鹏那样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大量采用这种甚至超乎了特别授权的行政命令绕过议会成为事实上法律法规的做法就是极不妥当，极具后患的。

  甚至这种权利集中过久，很容易让更多的人为了满足权利的欲望而做出更多的有背民主制度的行动，像贝元鹏，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