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都效法此道，谁来佐政呢？葛洪认为，学仙之人为数不多，其事在于少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与世无争，与俗不伤，所以入山修仙与巩固封建官僚制度并不矛盾。而隐逸者由于可以抑竞躁。厉贪浊，所以还能起到阐弘风化的作用，朝廷对于隐士“从其志则可以阐弘风化，熙隆退让，厉苟进之贪夫，感轻薄之冒昧。”（《内篇·逸民》。在葛洪看来，既使在政治清明的尧舜之世，也会有“巢栖之客”、“握耒之贤”，所以有仕有隐乃是盛世的象征，或仕或隐应随人所好。他认为隐士虽然生活清贫，寡欲守拙，但却明德善言，比俗吏价值更高，所以他主张朝廷应该用鼓励隐逸的办法端正朝中的不正之风，遏制那些争名夺利的贪夫，这对当时那种一味追求功名利禄的世俗价值观念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当时还有人攻击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不能用以治世。对此，葛洪认为，道家重养生，儒家重礼乐，具体主张虽不相同，但二者都为社会教化所不可缺，所以其本质是相同的。《塞难》说：“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遵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即应该儒道互补，不可偏信。葛洪甚至还把儒家的学说直接吸收到了自己的教义中，如《对俗》说：“欲仙者，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忠孝等封建伦理道德成了长生的条件、神仙道教与儒家名教也就一致起来了。葛洪还明确地主张儒道双修。《释滞》说：“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即对于高才贤士，修道与治国可兼而得之。在葛洪看来，出家修仙并不断绝君臣父子关系，普天率土莫非臣民，道士也是君主的臣民，不能废弃君臣关系，他甚至认为可以不脱离尘世而成仙，《释滞》说：“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因此，葛洪虽主张道本儒未，而其心中的理想人格却是成仙得道又兼综礼教，治国致太平的“道者之圣”。他对那些“不遵礼法”的民间道教深恶痛绝，指责张角、柳根、王欲、李申等人“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主张用严刑峻法对其加以镇压，这说明葛洪创立的儒道结合的神仙道教，虽以超脱尘世，长生不死为目标，但实质上，仍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

  五、葛洪的社会政治观

  葛洪一方面主张知识分子脱离朝政、隐逸山林。另一方面又认为隐士可以论世务，议政事、许多人对葛此不解并时有讥嘲，所以葛洪在《应嘲》中还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后可言其事乎！夫器非琼瑶，楚和不泣，质非潜虬，风云不集。余才短德薄，干不适治，出处同归，行止一致，岂必达官乃可议政事，居否则不可论治乱乎?”他的《抱朴子·外篇》就是一部以隐士身份议政的著作，其中包含了不少其对历史经验和治国之道的独到见解。

  首先，葛洪继承了王充的进化历史观，主张贵今应变。葛洪反对尚古之说。《尚博》描绘崇古派的态度时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天钧》则更直接地说：“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地。今天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他认为。这种是古非今的保守风气来自于儒家经学，且由来已久，非一世所患，所以葛洪批判了儒家对圣贤的崇拜和对儒经的迷信，《博喻》指出：儒家言必称尧舜，而“尧政不必皆得”，相反，桀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