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的言行也未必全错。在《钧世》中，葛洪还分析了古书难读的原因。他说：“古书之多隐，术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非难知，似若至深耳。”在他看来《书》、《诗》等都不如当时的文章。在《诰鲍》篇中，葛洪明确地肯定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摈葬，川无舟揖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陨毙，疾无医术，柱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赖其后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这是对《准南子》及《论衡》中的进化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葛洪非常注意和研究历史经验。并专门写了《汉过》、《吴失》诸篇，对汉、吴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它们败亡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认为奸臣当道，吏治**是汉亡的主要原因、《审举》说：“灵献之世，阉宦用事。大奸秉权，危言忠良”，权臣奸党“其所用也，不越于妻妾之戚属；其惠泽也，不出乎近习之所庸”1，连皇帝甚至都带头卖，官鬻爵，上行下效，“于是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贤，忌有功而抑之，讳忠党而陷之”，“忠贤望士，谓之党人，囚捕诛锄”。正是出于汉代统治者自己带头破坏礼教，礼崩乐坏，大伦遂乱，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吴失》篇则认为东吴所以亡国是由于“四凶不去，元恺不举，用者不贤，贤者不用”造成的。他揭露东吴官吏的昏庸说：“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讥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享儒官之禄……不知三方之军势，而遽轩节之下；屡为奔北之败将，而不失前锋之显号。”如此岂有不亡之理?

  在《酒戒》、《疾谬》、《刺骄》、《讥惑》等篇中，葛洪还对玄学末流和王孙公子们纵欲放诞，傲慢轻薄的社会风气作了猛烈鞭挞。《刺骄》说：“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

  关于治国之道，葛洪主张德刑并举。他认为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关系是自然合理的，绝对不能改变。《君道》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尊卑等威，于是乎著。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取，而雍熙之化隆”。他甚至认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的不同，就如同头脑和四肢的地位不同—样，对身体都是不可缺少的。鉴于汉魏以来君势轻微，奸臣弄权，葛洪力主强化君主权威，为臣者应“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后行”。在以礼法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葛洪还强调治国要以刑辅仁。”“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实行“仁政”、“德治”，表现在用人上就是重德轻才，唯德是举；“重刑少赏”强调治国以严刑竣法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葛洪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治国之道，德刑并不矛盾。应该仁刑并举，以刑辅仁。《用刑》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广譬》说：“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他甚至坦率地说：“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2，视仁义为舆论宣传上的需要，视法度为实际有效的统治手段，刑就被置于德之上了。对那些“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葛洪更是主张“以杀止杀”，《用刑》说：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其祸深大。以杀止杀，岂乐之哉?”葛洪从不相信有所谓不用刑罚的纯仁的治世，《用刑》说；“俗儒之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他认为当时是哀世薄俗，若弃刑而专用仁政，就好比“盘旋以逐走盗，揖让以救灾火”，无益而有害，所以在《用刑》中葛洪也承认，从治国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