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化师组成的坦克军。古德里安看得更远，他预见要组建坦克集团军。

  然而，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军界对纳粹分子推行的内政，许多方面都不喜欢。德国国防军的创始人西克特将军提出了军队不干预政治事务的原则，这一观点得到军方的广泛支持。德国军官都厌恶纳粹党员的丑恶行径，他们想戏弄军人，只能引起嘲笑和轻蔑。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把突击队员大量塞到军队里来，而且把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总参谋部手里。此外，他的对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别是他的扩军决定受到国民的欢迎。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的政策，受到军界的有力支持。

  这并不是说我们愿意打仗。总参谋部曾百般设法抑制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顾劝告强行占领莱茵区以后，总参谋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

  1938年，总参谋部坚决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战，但是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绥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进行新的冒险。

  我深知，国外对德军的总参谋部是深表怀疑的，对于我所说的我们不愿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

  因此，我别无他法，只得引用直到最近还在牛津大学任战史教授的著名的英国军事作家西里尔·福尔斯的一段话。福尔斯在戈尔里茨著《德国总参谋部》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我们英国人认为，德国发动1914年的战争，它的总参谋部是要负责的。有时人们也同样看待1939年德国发动的战争。

  我同意戈尔里茨先生的看法，这一回责难德国总参谋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责难希特勒、纳粹政府和纳粹党，甚至责难德国国民，但是总参谋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卷入对法英的战争以后，它是不想同俄国打仗的。

  1938年10月和平解决苏台区危机，使军队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当时在第3军军部当情报参谋，该军就驻在西里西亚的希里施贝格。根据慕尼黑协议，我们能够和平地进入苏台区。

  当我们在坚固的捷克防御工事旁边通过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因为避免了一场流血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台区的德国人将首当其冲。每个村庄都热烈欢迎我们的士兵，手执彩旗和鲜花表示庆贺。

  有几个星期，我担任苏台区德国人的领袖康拉德·亨莱的联络军官，当时我得知了许多关于在文化和经济上受压迫的德国人的困苦状况。

  对希特勒领导的信任大大加强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并吞波希米亚以后，国际形势的危机不断增长。这时我已返回柏林，埋头准备为庆祝希特勒五十大寿而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仪式，这次检阅要显示我军的威力。受阅纵队的最前面是高举国防军各种战斗旗帜的旗手队伍。

  我竭力想摆脱开这种生活方式，我讨厌这种不务正业的军事活动，我想回部队去。最后说妥，让我到第5装甲团工作一年，并令我于1939年11月1日去该团报到。然而，不久出现波兰危机，一切都要让路，我被派到总部参加作战准备工作。

  尽管在东部边境在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同英法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对但泽（纯粹的德国城市）的要求不会引起世界冲突。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口气，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在并吞捷克以后，随即提出移交但泽的要求，肯定会引起伦敦和巴黎方面的严重不安。一九四五年，我在战俘营的时候，原我国驻伦敦武官什维片堡将军对我说，希特勒确信，入侵波兰不会引起同西方大国的战争，他忽视本国武官关于英国会宣战的警告，而认为同俄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会起决定作用。

  1939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