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　1938　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着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

  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显着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需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所谓“秘诀”

  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了望报道说，中国　04　年的公款吃喝高达　3700　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04　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　2117　亿元，同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　100　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干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可以什么借鉴的治理经验

  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所以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