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　年　6　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　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　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　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

  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　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　月　25　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　seiu　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　10　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　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　pk　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　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　seiu　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

  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　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