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　40　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　8　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　05　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　23。

  06　年　1　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　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　矿工法”，更新　1977　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　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　15　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　1910　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　1952　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　1969　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　2006　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　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　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　33　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　1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级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