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扞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扞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　30　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　1927　年，60　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