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